大家:金岳霖的教育理念
发布时间:2012-10-16 浏览次数:

1987年,著名作家汪曾祺在一个颇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金岳霖先生》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反响,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金岳霖热。据说,这篇文章还收入了中学课本。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说,他和王浩是好朋友,“相当熟”,王浩是国际知名学者,而他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接着,汪曾祺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一个人一生中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我赞同汪曾祺的观点。大家都知道,当代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周礼全、徐孝通,著名哲学家周辅成、任华、冯契,著名计算机专家唐稚松,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等等,都曾师从金岳霖先生。

由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关注培养了如此众多重量级学人的导师——金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

金先生1925年回国后即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先后在中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整整30周年。在这期间,他开过逻辑、哲学多门课程,指导过多名研究生。他创办清华哲学系,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清华评议会成员、新北大哲学系主任等职。如果从他1920年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讲授中文算起,到196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指导的最后一名研究生毕业,他从事高等教育的时间就更长了。金先生对教育问题也做过专门的研究,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到美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再到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他都有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分析和批判,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教育的内在目的是造就人格的发展

 

“鼓励青年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并确信自己无愧于天地。”

金先生认为教育的内在目的,“就是要造就学生性格上的某种发展,个性发展的某种完成。”人都有独立的性格,即本性和人格。这种本性和人格有正面的、文雅的、高尚的,也有负面的、野性的、不怎么高尚的。教育的内在目的就是帮助学生“修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的内涵”;帮助学生“消除野性,使人变得坚定”,“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间建立平衡,养成某种操节,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学生解决好人生价值和信仰问题,“鼓励青年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并确信自己无愧于天地”,“因为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在推动着他们的生活。”

金先生在美国读了7年书,从大学本科到博士毕业,他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是了解的。他批评美国“把教育当做一种营业”,家长的金钱、学生的光阴是成本,学生所得的知识、学校所发的文凭是利息。美国教育的目的,“不在陶冶性情,造成高深的学问和尊严的人格,而在给青年人一种能力”,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这种教育培养不出人才。在金先生的心目中,一个有完美人格的人,应该是优雅的绅士。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就赞扬过英国的“绅士教育”。他援引T.H.格林的话,绅士教育使“所有的诚实公民都将确认他们自己,并且被相互确认为绅士。”对此金先生曾不无惋惜地说:“这样的理想在今天是太经常地被置于脑后了。”

金先生对“绅士教育”的赞扬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而他提出教育的内在目的是造就学生完善的人格,是上个世纪40年代,可见他一直在坚守着这个教育理念。一个有健全、完美人格的人,他必定是爱国的,是愿意并且尽其全力为自己的国家效劳的;一个有健全、完美人格的人,才有可能继承和弘扬人类的优秀文化,推动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

熟悉金先生的人都知道,金先生本人就是一位绅士派的教育家和学者。他具有高尚的情操,渊博的学识,鲜明的是非观念,炽热的爱国情怀,处处彰显出强烈的人格魅力;就是他的外表也是一股绅士派头。他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也用自己的行为影响着学生们。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张遂五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40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师从金先生。他说,在旧中国时代,金先生是既教书又育人,而且“首先是在品德和人格方面给学生以感染。”他举例说,在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金先生一向关心政治,但不同流俗,对反动势力傲然不夺其志,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金先生的高风亮节增强了他在生活中抵制恶势力侵袭的勇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周礼全先生也是金先生的研究生。在金先生诞生100周年时,他讲过一个关于自己的真实的故事:1949年,他的感情生活中掀起了大风波,一到黄昏时分,就有一种强烈的自杀冲动,像一个在炎热的沙漠中干渴了几天的行路人,看见路旁的一泓清泉想去饱喝几口一样。那段时间,金先生几次来看他,开导他。经过金先生的谈话,使他获得了两点认识。⑴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果来衡量。⑵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周礼全说,这可以称作是过程的、美学的恋爱观,帮助他慢慢地从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出来了。

 

    人文科学和理工科学并重

 

让学生具有“温和而庄重的仪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发自内心的愉悦。”

金先生认为,要造就学生完美的人格,使学生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实施“全面的通才教育”。让学生在吸取各门专业的、实用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教育,让学生对各种价值观念有正确的分辨能力,让学生有高尚的理想,“能毫无愧色地宣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让学生具有“温和而庄重的仪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发自内心的愉悦。”这些都是做人所应当具备的,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要处理好人文科学与理工科学的关系,不能偏废;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二者同样不能偏废。理工科的学生要学习一些人文科学知识;同样,文科学生也要学习一些理工科的知识。

当年清华哲学系,就请物理系周培源教授讲物理学的新成果,请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教授讲量子力学的哲学意义,请世界知名的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讲微观物理学的新成就。金先生自己也经常选印一些外国杂志上新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让哲学系的学生读。清华的哲学研究生也会选择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作毕业论文。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第一批新生到校,金先生就告诫大家,哲学系的学生可以选理科的系做副系,学习一些理科的课程;也可以转入理科的系而把哲学系做副系,鼓励学生文理兼修。金先生直到晚年,他还提倡研究逻辑得要学习数学和技术科学。

金先生批评中国的老式教育。教书先生整天让学生背诵四书五经,而学生对书的内容却不甚理解。这种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成长不利,它不可能造就出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度文明的人,不可能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可能使落后的中国变得“摩登”。因此,中国老式的“经典教育”制度应该废除,而代之以新的教育制度。

金先生也对美国的现代教育制度予以批评。由于美国把教育当做一种“营业”,在大学阶段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成立许多专科大学,或者在大学里划分各种系科,各个学科分得很细,而且界限分明。教师们分门别类地讲授各种具体的、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以满足求学者日后到社会上能找到一份工作。金先生称这种教育是“供给在社会上能收到事功的教育”,其结果是要学生做医生,而不鼓励他们做医学家;要学生做律师,而不鼓励他们做法学家;要学生做工程师,而不鼓励他们做科学家……这就使得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学非常之多,而大学问家非常之少。大律师极多,法学家极少;工程师极多,科学家极少;医生极多,医学家极少;哲学教授极多,哲学家极少;文学教授极多,文学家极少。金先生说,“这话虽然有点武断,而从普遍方面看来,也可以代表实情。”

金先生也对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提出了批评。他说,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国家要加速工业化和机械化进程,适当加强工程学、经济学等应用学科的教学,多培养一些工程师、经济师等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教育的目的,不研究教育发展的规律,不适当地强调工程学和经济学教学,忽略基础科学教育,忽略对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则是不可取的。

可以看出,金先生是对国内和国外教育体制的弊端有了充分认识之后,提出文理兼修、实施“全面的通才教育”的。

 

    对学生的思维训练

 

金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没有打扮出理智的款式”。

金先生认为,做学问,特别是搞哲学,一定要有清晰的思维,每个概念,每个命题都应该是明确的,不含糊的,“严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哲学家的信念必须从理性得出,他的每一个观点能否站得住,“必定由他们推理的可靠性来决定”,“必须以论证服人。”推理和论证都是逻辑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一些哲学家之所以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

学习知识,做学问,也必须有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金先生说,“为了求得可信的知识,怀疑是必要的,是具有引导作用的。”哲学应该包括“彻底的怀疑和经过训练的怀疑态度。”

做学问,总要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前人的成果我们要尊重,但是不能迷信,不能盲从。正确的做法,是要认真地想一想,前人为什么会提出某种观点,是怎样得出的某种结论?它的根据是否真实,是否充分?这就是怀疑。科学无禁区,怀疑也是无禁区的,这就要求有彻底的怀疑态度。

金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没有打扮出理智的款式”。然而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怀疑精神都是可以通过培养、训练得到提高的。因此,我们的教育要对学习者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

当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成立后就十分重视逻辑教学。新生一入学就开逻辑课,不仅学习普通逻辑,还要学习当时在西方刚刚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金先生经常亲自给本科生讲逻辑。据金先生的学生乔冠华晚年回忆,有一次,金先生给他们上逻辑课,先让学生翻开书看第一页,然后他问:“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五十几个同学没有人回答。金先生又追问:“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讲的话都是对的呢?”同学们还是不讲话。于是金先生解释说,这一页开头说了很多话,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这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吗?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知识是不是都从感性而来,比如2+2=4是从感性来的吗?金先生停了一会儿说,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那么回事,问题往往就错在这里。乔冠华说,金先生的这些话对他震动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金先生教会了他怎样去思考,让他对任何事情都要好好想一想,不要轻易相信书本上的话,也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话。金先生的另一弟子冯契说,1941年他成为金先生的研究生,金先生教他读休谟的"Treatise"。冯契捧着书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发问,让冯契回答。“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诘难,使我仿佛突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于是,他就给我详详细细地分析和批判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出结论,但把内容引向深入。”冯契说,在清华研究所的那段时间里,“金先生给我的严格的思维训练……那真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

金先生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他还鼓励学生参加各种自由的、随意的却是严肃的讨论。清华哲学系经常在师生之间举办各种讨论会,每两周一次,师生各抒己见,互相诘难,这对发挥大家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训练思维,很有帮助。金先生写书也贯彻着对读者的思维训练的理念。比如,他的《逻辑》一书,是当时的大学教材。该书第一大部分,作者用现代逻辑眼光重点介绍传统逻辑的推理论,并对传统逻辑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批评;第二大部分,介绍一个节略的逻辑系统,并讨论逻辑与逻辑系统的种种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写?金先生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初学者得到批评的训练”,使他们对“任何逻辑及任何思想均能运用其批评的能力。”同时也借此“使有志研究逻辑的人们一种继续往下研究的刺激”。台湾学者殷海光晚年在自传中谈了读金先生的《逻辑》一书的感受,说他就是用这一本结构严谨,分析细密,见解精辟的书,打下了一个基础,使他后来能够更进一步迈向逻辑的原野。

今天,我们党和政府特别强调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人的各项素质中最为重要的是思维素质,特别是逻辑思维素质。2009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在北京35中学讲话时说,他上学时最大的收获是逻辑思维训练,至今受益不浅。20106月,他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送交的“素质教育与逻辑思维”论坛纪要上作批示,他赞同逻辑思维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重视。这说明,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特别是逻辑思维训练是多么重要。金先生不仅早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就提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而且他提出要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这是他对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教师的榜样作用

 

教师与学生之间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人格与人格的对话。

教师在学校教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他们不仅要向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而且担负着培养学生做人的重任。教师与学生之间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人格与人格的对话。也正因如此,教师才被社会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金先生认为,教师要多接触学生,做学生的榜样。他在一篇文章中明确写道:“从事教育的教授应当不断地与学生接触,在实际生活中为他们做榜样”。因为只有和学生保持经常的接触,才能准确了解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有针对性地给学生以帮助;只有和学生不断接触,才能用教师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学生。金先生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与他的学生保持着联系。

他和学生联系的方式很多,在课堂上,他经常和学生互动,互动的方式也很有趣,有一次他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穿红毛衣的女同学既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有时让学生提问题,他给予解答。遇到学生实习,他亲临现场给予鼓励。据欧阳中石回忆,他大四时给中文系学生做逻辑辅导,金先生是指导老师。在评议会上,金先生说,欧阳中石不是死记条条,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努力去说服自己的学生,这是一个教师的重要素质。金先生的鼓励,让欧阳中石感到温慰和幸福。当年在清华校园里,有时你也会看到金先生和学生散步,边走边谈。也许他是在回答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也许他在和学生交流思想。金先生还经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聊天。上个世纪30年代,每到星期六下午,金先生家里都有朋友聚会,谈天说地,好不快活。金先生的朋友是一套一套的,其中也有他的学生们。

金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有成就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也是一位淡泊名利、非常爱国的学人,他崇高的人格广为学界所称道。北京大学王宪钧教授说,“龙荪先生是我最爱戴的师长。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不仅在本体论和知识论方面剥茧抽丝融会中西,而且洞察世事通达人情。他有崇高的理想,喜欢最美好的事物。我追随龙荪先生五十余年,在生命的关键时刻,时常是他的教诲使我摆脱了困惑和迷惘。”王浩是国际知名的数理逻辑学家,1939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师从金先生。1985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特别是因为和金先生及几位别的先生和同学都有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觉得心情愉快,并因而能够把工作变成了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成为以后自己生活上主要的支柱。”

金先生对学生充满爱心,他一生中帮助过多少学生,谁也不知道。这些年,我们从他学生们的回忆中了解到,有的学生读书时的生活费是他按月支付的;有的学生出国留学的路费是他给的;有的学生至今保留着金先生60年前送给他的驼绒长袍……金先生用自己的言行使学生们感受到爱,也让学生们懂得了爱更多的人。

金先生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除了重视对学生的人格培育外,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和学生一起读书。金先生经常提醒他的学生“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遢了”。金先生对书有很高的鉴赏力,他要求学生读经典原著,让学生自己去读,每读完一章讲给他听,他做点评或者同你讨论。任华、冯契、周礼全等人在晚年回忆中都讲到这一点,一致认为受益匪浅。这对增强学生理解能力和独立思考都很有帮助。他们后来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也都采用这种读书方法。

二是在学术问题上和学生平等相待。金先生不要求学生一定赞同导师的观点,或按照导师的观点作论文,他尊重和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欢迎学生批评老师的观点。周礼全当年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关于知识论的,却偏偏主张金先生所反对的“代表论”,并在论文中多次批评金先生的朴素实在论。金先生看过论文后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周礼全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做出答辩;金先生再做批评,周礼全再做答辩;这样一来一往,越辩越激烈,竟然一下子辩了四个小时,周围的人还以为他们师生在吵架呢。最后,周礼全完成毕业论文,尽管和金先生观点不同,金先生还是给了很高的评价。我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1964年我考金先生的研究生,提交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概念的。我的观点恰恰是金先生所反对的,而且我的文章还不点名的批评了金先生。可是金先生还是录取了我。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很多成绩,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不容讳言,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有的问题是令人担忧的。今天,重温金岳霖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经验,也许对我们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有所帮助。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2011-7-272011-9-1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