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辛亥百年，特殊的历史节点让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倍受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被许多人称为“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2011年12月，章老给华中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寄去亲笔书信《实话实说——我不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本文摘自此信。——编者

■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 章开沅

辛亥百年，媒体热议，这是极大好事。但间有称我为“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者，令我颇为不安，因为我并非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

　　辛亥革命研究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步，1912年以后就有许多辛亥革命的论著出版。及至1930年代以后，各种著作问世更多，其中如邹鲁、陆香林等前辈，治学严谨，功力尤深，其著作至今仍有学术价值，堪称辛亥革命研究的先行者。

　　即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辛亥革命而言，黎澍在解放前已有相关著作问世。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研究辛亥革命并有论著发表者应推陈旭麓、李时岳，而李泽厚、张磊在孙中山研究方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渐露锋芒。

　　如果仅就湖北地区而言，汪贻荪早在抗战期间即已重视辛亥革命研究，我最早利用的那些原始资料许多都是他收集珍藏并慷慨借阅的。解放以后，贺觉非来华师附中任教，常邀我谈辛亥史事，早已编纂武昌首义人物传记。我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建议并参与筹备首次全国辛亥革命学术会议而已。

　　我确实说过“把国外辛亥革命研究引进来，把国内辛亥革命研究推出去”之类豪言壮语，那无非是表达自己从事中外学术交流的一种抱负，也不是指望自己一个人。胡绳武、金冲及、龚书铎、李文海、杨天石等一大批卓越学者，都与我共同为新中国的辛亥革命奠基，而一批又一批中青年才俊是在把辛亥革命研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我还不能不提到已故的林增平，他与我共同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由于出版最早受到各方赞誉。但为这120万字巨著所费心血最多的是他而并非是我，因为我从事国际学术交流占去不少时间，而且在编写初期一度为高血压所困扰。他与我合作最久，情如手足，我不能埋没他的劳绩。我常说：“后死者应该在回忆往事时有所自律”，因为在“口述历史”中常可看到有些人任意夸大自己的作用，漠视乃至抹杀他人的功勋。死者虽然无言，但事实客观存在，在追述往事时必须触摸一下自己的良心。

　　我感谢辛亥百年期间各界人士对我的关切，包括鼓励也包括批评。我历来反对溢美，摒弃夸张，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我不幸也被“第一”，距离事实太远，如果继续沉默就等于是承认，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说，作以上必要说明。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2年1月9日，第5版）